此次赴京访学为期一个学期，我主要的经历包括在人大旁听博士课程，在中国政法体验生活与参加活动，到各个学校听讲座，以及到国图等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下面我将分别讲述我这次访学的经历与感受。
首先谈一下学习问题。第一件事就是在人大的访学。人大的博士课程设置非常有意思。其一，人大设置有一门“专业主文献阅读课”，由各位任课导师选取专业内具有重要性、代表性的必读文献（包括论文与专著节选），编辑成册下发给学生作为课程教材和学生课前准备的依据。类似的阅读课程中国政法和我们学校都是没有的。我个人认为，这种课程设置利弊兼有。有利的一面在于可以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接触到本专业经典、权威和前沿的文献；保证学生的基本专业素养。不利的一面在于，不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特别是自己动手搜索专业文献的能力，而这一能力，是决定博士生研究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我们学校的授课方式，即老师提前布置问题，让学生自己搜索文献，思考问题。尽管有时候上课才发现自己居然漏掉了非常重要的文献或学者。但是，在一次次磨练中积累的搜集资料的能力（齐老师经常强调的“搜商”），会成为学生今后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其二，人大给博士生开课，采取的不是一般学校通用的一位导师负责一门课到底的做法，而是由每位导师负责一节课（3小时），讲授一个特定的专题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教学形式。它既保障了学生能够接触到不同思想观点，又保证了学习的新鲜感。更重要的是，它保证了即使在博士生和导师数量都非常庞大的前提下，学生和所有导师之间仍然有足够的机会进行交流，彼此相互了解，从制度上破解了博士扩招带来的师生间彼此疏离的难题。
人大的博士生课堂授课方式也非常活泼有生气。老师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进行辩论、解决问题。例如李立众老师在上课前明确表示：“你们能想到哪个点，我就讲到哪个点；你们能想多深，我就讲多深；你们想不到的地方，我绝对不讲。”黄京平老师一上课就逼学生不断提问，最后在黑板上总结了30多个问题，在其后的教学过程中逐一解决。黄老师还委婉的批评过我在讨论问题时语言表达不够精准、专业的问题。说我：“你的语言怎么像实务部门的语言”。这一批评提醒了我两个问题：其一，虽然我平时论文写作的时候，比较注意语言规范；但是在口头学术交流过程中的语言规范化问题重视不够，而且缺乏锻炼。其二，经过了5年刑法学专业训练（如果加上本科学习，则是10年的法学专业训练），刑法学的学术语言规范还没有完全内化为我的学术本能，我在专业学习的道路上还任重道远。
人大的课堂教学还有一个特点，特别注重学生的立场问题。几乎每个老师上课都会要求学生针对本堂课的主要问题表态：自己支持或反对某一观点。甚至有时候会给学生区分阵营，相互论战。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发现，某同学支持甲观点，却使用的是与之对立的乙观点的论据。例如某位支持形式解释论的同学，却使用文化解释的方法去论证他的观点。
以上是我在人大旁听课程的一些感受，接下来谈学习问题的第二点，我对北京学习环境的一些直观感受。北京学风的重要特点是新和快，而且特别强调对实务部门决策的影响力，很有“帝师范儿”。这种学风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北京各大高校与国际学术界交流频繁，很多学校都会请大量的外国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这一条件是武汉的高校所难以企及的。而且，无论主讲人的母语为何语种，只要讲座使用英语，就不会配备翻译。不过，大部分讲座会有双语的ppt。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有一次一位意大利国际法学者在北大讲授国际人权法院的相关问题，连英文ppt都没有，完全清讲，口音又特别重。反正我最后没听懂多少。
又如，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社科院法研所就在筹备“后劳教时代的刑法结构完善”研讨会。而且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后第4天，即11月19日，就抢先召开了这次研讨会。据参会学者指出，此次研讨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以后，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制度善后工作的会议。其“反应迅速，紧跟形势”的作风，让我想起方世荣老师上课时形容党校学风的一个词——“快速反应部队”。
这样的例子还表现在很多日常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例如：北京高校的博士生论文选题都特别新颖，刑法学这边，国际刑事法院、监狱疾病预防都成为了他们的研究方向。而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专业居然有人写“中国近代证券立法移植”这样的题目。又如中国政法大学金融法课堂，请来了陈水扁“二次金改”的高参，台大黄达业教授。再比如，社科院中国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教授，一位文学批评家，我们一般认为搞“纯文学”研究的人。上课通过“伍子胥复仇”这一文学主题，给学生讲述“家国概念”和共同体政治。连文学研究都无法摆脱政治，这绝对是北京学风的典型写照。
当然，北京的这一学风，也有其过于功利化的一面。清华国学院请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70高龄的艾伦·麦克法兰先生，讲授中英文化比较，讲座现场200人的教室坐不满。而一位台湾期刊编辑在北师大讲授ssci刊物文章的写作与发表技巧的讲座，则听众爆棚，连换了两次教室还坐不下。这种功利化倾向还表现在学生囿于自己专业领域一小块地方，对其他专业漠不关心。北大法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同在廖凯原楼，我第一次去北大法学院，走到光华管理学院，问法学院在什么地方。问了很多学生都说不知道，最后是楼管给我指的路。在同一座楼中，学生们尽然可以无视其他学院的存在，这种画地为牢的专业化教育特别值得我们反思。
以上就是我关于北京学风的一些见闻和思考。针对北京的学习环境问题，还有几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一并记在这里：其一，北京大学法学院给自己修了一座三进院儿的四合院，青砖粉壁，雕梁画栋，非常清幽雅致。就在廖凯原楼的空地之上，如果去北大一定不要错过。其二，中国政法某与历史相关的专业今年出现大面积博士论文在最后答辩环节被否决无法通过的事件，给他们的学生造成了很大的震撼。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要认真对待毕业论文的写作，绝不能掉以轻心。其三，前述法研所举办的“后劳教时代的刑法结构完善”研讨会上，
观点交锋之激烈，也是我参加或旁听过的学术会议中比较罕见的。其四，关于国家图书馆，只要市面上最近20年出版的图书，它几乎都有。如果以后有师弟师妹们到北京继续深造，写论文可以不必买书，直接把电脑搬到国图去就好了。但是，一旦涉及到外文资料、历史文献或者微缩胶片，工作人员就能够找出一万个理由拒绝你的查阅申请。
接下来谈第二件事，我在北京的生活。从总体上讲，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地方。北京非常不适宜居住，生活环境总体上给人以一种压抑感，而且在空气、饮食、居住、交通各个方面，都让人觉得不舒服。
先谈谈北京的空气。刚到北京就遇到大风沙尘，嘴巴都不能张，一说话就满口沙土。风停下来雾霾就起来了，隔着玻璃窗向外眺望，眼前的城市笼罩在一层色彩琢磨不定的雾霭之下，就像某个拙劣的印象派画家笔下的风景。每当这种雾霾天气，呆在室内都必须门窗紧闭。出门就必须戴口罩，防pm2.5口罩我用掉了4副。记得雾霾天气最严重的10月下旬，上午11点多，太阳挂在天上犹如一轮月亮，可以用眼睛直视。
再谈谈北京的饮食。北京的自来水一股子苦味，据说是由于水源矿物含量过高导致的。我一直都是买纯净水喝，在帝都过上了美国标准的生活。我在北京除非外出，基本上吃饭都在政法食堂解决。一方面图个方便、安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法学院路校区实在有点偏僻，找不到太多有特色的餐馆。政法食堂菜实在炒得难吃，这是北京学校食堂的通病。但是主食都做得不错。米饭是玉润珠圆的东北大米，面食比武汉专门的包子铺和很多餐馆做的还好吃。我特别喜欢他们做的玉米面嵌红豆小窝头，口感很好，而且入口一股玉米的清香。政法学院路校区最好的餐馆据说是“贵友酒家”，档次和我们小观园相当，我没有进去吃过。一路之隔的“金榜题名”饺子馆，饺子品种很多，味道也还不错。往大钟寺的方向走差不多一站多路，紧挨着大钟寺古玩玉器市场，有一家“巴依老爷”新疆菜馆也还不错。
接下来说一下北京的居住条件。北京的学校大都地盘狭小，于是楼都修得很高，这一点和我在武汉形成的高校校园的印象有明显的差距。我在政法住在16层，00年以后修起来的学生宿舍。一整层楼两个公共厕所和洗漱间，寝室里完全不通水。寝室之间用三合板隔开，你在室内打个电话，隔壁听得清清楚楚。我每次接打重要电话，都不得不躲到公共洗漱间外面的阳台上。我在武汉读了10年书，没住过这样的学生宿舍。还有更奇葩的事，暖气片用几个小时就必须打开水阀把凉掉的水放出去，不然就成“冷气片”了。唯一的好处就是楼里面有两间咖啡馆，而且澡堂就在地下室，冬天洗澡不用出大楼，免去了风寒之苦。
我起初以为只是学生宿舍条件比较差，后来发现，其实北京整体住房条件都很不好。老师们的办公室都隔成长长的箱子型，面积也很小，非常局促。在二环以内，200万只能买到胡同里一套50多平方，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苏联专家宿舍。既没有配套小区，也没有物业管理。而四环外一套140平方的二手房高层电梯房则要600万，且房子结构非常不合理，小区规划得特别拥挤。
北京的交通又是一个特别让人郁闷的话题。堵车永远是地面交通的主旋律。我有一次去人大上课，15分钟的路程愣是在公交车上坐了一个半小时，害得我提前一个多小时出门还迟到了。所以，北京的公交车虽然价格便宜，却总是乘客寥寥，几乎每次上车都能找到座位。北京人出门永远都钻在地铁里，地铁车厢里永远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记得有一次坐城铁13号线到西直门站（号称亚洲最长的换乘站，13号线换4号线要走半个小时）换乘4号线。我在4号线站台上等了6趟车才靠近车门黄线，第7趟车才勉强挤上去。如果要我替北京公共交通说句好话的话，那就是价格真便宜。我在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地铁的票价还是全程2元，无论你坐到哪，如何换乘。市区公交车刷卡4角起步，2元封顶。东直门外到密云的快速公交（上京密高速）才6元。在北京，最经花的钱就是公交一卡通里面的充值额。
在结束关于在京生活的汇报之前，还给大家奉上两个旅游小贴士：第一，不要在锣鼓巷买任何东西，特别是古瓷片和水晶镶嵌的首饰。我在其中一家店看到过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青花瓷提款镶嵌的吊坠，标价近4000元，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件赝品，且年代不会早于清中叶。于是我装作随口问了一句：“你这是成化的吗？”售货员立马回话道：“万历（明代晚期——作者注）仿成化的，我们有证书。”我听完之后，扭头就走了。也不要在潘家园地摊上买价格超过50元的东西。如果你实在要买旅游纪念品，就到前门大街两边的小胡同里面，那里的东西比较便宜，品种也多。
第二，不要随便参加北京的户外俱乐部组织的活动。北京户外市场鱼龙混杂，大量俱乐部缺乏专业领队和向导，极其容易酿成事故。如果一定要参加户外运动，必须找绿野这一类比较专业的俱乐部。还有，不要在没有专业向导的情况下，特别不要独自一人，爬野长城。这种玩法几乎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在报告的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对所有帮助我完成此次访学的老师与同学表示由衷的感恩。首先非常感谢学校资助我此次北京访学之旅。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苏老师，如果不是她对我的关心和提醒，我铁定错过了这次机会。我要感谢人民大学的刘明祥老师，作为我在人大的访学导师，刘老师从办理手续开始，直到我最后离开人大，一直给我无微不至的指导与关怀。我还要感谢齐老师、夏老师、童老师和导师组的各位导师对我访学之旅的关心与帮助，感谢向书记、丁老师、李正新老师和学院其他老师对我此次访学之旅的关注和支持。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同学和师兄弟姐妹们，你们给了我认真完成此次访学的动力。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